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给审判场域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带来许多变化。卢米斯案折射出算法“黑箱”可能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的新障碍；审判场域迁移并未给证人等出庭作证带来明显改观，反而影响庭审的交叉询问；“新案卷笔录移送制度”加剧控辩双方的不平等，而“新法定证据主义”导致被告人权利限缩。要消解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被告人的质证范围应扩大至证据和数据，明确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界限，证明标准应当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融合，并且强化律师的“智慧辩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3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课题(GJ2020BJA05)；

一 问题的提出：卢米斯案折射的潜在司法风险
二 人工智能给传统审判带来的改变与挑战
(一)人工智能带来审判场域的迁移
(二)“新案卷笔录移送制度”的悄然形成
(三)“新法定证据主义”的萌芽担忧
三 人工智能技术给被告人质证权实现带来的隐忧
(一)审判场域迁移与庭审中的质证
第一，证人、鉴定人等人员“出庭难”的问题。
第二，证人、鉴定人等人员出庭后接受询问的问题。
(二)“新案卷笔录移送制度”加剧控辩双方的不平等
(三)“新法定证据主义”与算法“黑箱”
四 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隐忧的消解方法
(一)扩大被告人质证范围
(二)尊重司法的固有属性和规律
(三)实现隐性算法的相对透明
(四)人工智能技术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五)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融合
(六)强化律师的“智慧辩护”
结语

李思远.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及其消解[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01):126-136.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