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窦立荣, 王作乾 , 郜峰, 刘小兵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是现代石油工业奠基者，推动世界油气发展，通过石油公司的全球布局，牢牢掌控北美“后院”，虎视眈眈南美“前院”。二战后，美国历经70年的探索布局，实现了能源独立，开启了能源霸权。文章在回顾美国石油工业发展史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1）通过国际市场运作海外份额油气回国保供，担负起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责任；（2）开展油气合作，夯实我国油气战略通道沿线的上游资源基础，成为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军，有效降低了我国油气综合对外依存度。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大背景下，文章针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中美全面博弈等诸多挑战，提出了相关启示与建议，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走出去”、进一步分享全球油气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参考。

亮点论述：

3 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与国内相比，境外油气勘探开发活动受到合同模式的多样性、合作方式的复杂性、项目资源的非己性、项目管控的多元性、项目经营的风险性、项目产量的权益性、项目追求的经济性、作业窗口和条件的限制性及合同区范围与资料的有限性等十大特殊性的制约，叠加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的影响，海外油气开发与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3.1 国内油气生产难以满足需求，油气对外依存度维持高位

　　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2030年左右达峰，峰值约60.1亿吨标煤[13, 14]；碳排放量2025年左右达峰，峰值约106亿吨。2030年碳达峰时期，预计煤、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分别为42.8%、18.4%、12.0%、26.9%；2060年碳中和时期，预计煤、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分别为5.0%、5.6%、9.4%、80.0%；同时，碳汇和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将贡献20.7亿吨减排量。202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预测至2035年石油产量保持2亿吨稳定，2030年石油消费量将达到7亿吨水平。2021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4%，预测2030年前后天然气产量将上升到2 500亿立方米并保持稳定，消费量增至6 5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攀升至62%。由此可见，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将长期保持高位。

　　3.2 海外项目自然递减和合同到期，需要大量新项目保持产量

　　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受到合同期的限制，到期后需要进行重新招标和延期谈判，因此境外油气开发活动时效性较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和中化集团这四大国有石油公司在境外现有油气项目合同期内，原油和天然气权益产量分别于2026年和2027年达到峰值，峰值产量分别为1.79亿吨和6 538万吨油当量。受油气田产量自然递减和合同相继到期的叠加影响，在2035年，现有项目的原油和天然气权益产量将分别降至8 670万吨、3 826万吨油当量。如果不开拓新项目，境外油气合作将呈现逐步萎缩的趋势。

　　3.3 俄乌冲突导致世界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截至2 0 2 1年底，欧美石油公司在俄罗斯积累了约750亿美元资产，包括碧辟公司（Beyond Petroleum）300亿美元、道达尔能源公司280亿美元、壳牌集团（Shell plc）等其他石油公司近170亿美元[10]。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局势急转直下，迅速演变为“冷战”终结30年来的最大一次地缘政治冲突，对俄罗斯及周边政治经济环境造成了深远影响。能源行业首当其冲，欧美石油公司认为在俄罗斯的投资风险系数倍增，失去盈利前景，调整相关策略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碧辟公司等9家欧美石油公司先后宣布退出俄罗斯的决定，推动了欧洲安全、政治、经济、能源的格局重塑，未来美国、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博弈加剧，对俄罗斯的制裁及经济合作关系减弱可能成为长期趋势。欧洲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也因此暴涨，欧美石油公司正转向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

　　制裁之下，我国在俄罗斯的油气全产业链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①影响上游生产。制裁将客观上造成俄罗斯上游业务投资不足，中方参股项目在欧美公司退出后，油气生产经营均受影响，同时也将辐射影响中亚地区项目。②阻碍下游项目。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受制裁，中方下游炼化及石化新项目建设与获取进度受阻。③出现汇兑损失。制裁使俄罗斯天然气生产遭遇困境，中方在产天然气项目均是世界特大型天然气勘探开发、液化、运输、销售一体化项目，由于卢布贬值造成贷款对应卢布金额增多，财务报表将产生汇兑损失。④干扰贸易出口。原油贸易出口禁令范围可能扩大。继美国实施出口禁令后，英国和欧盟也考虑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不排除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油气贸易受到影响。

　　风险与机遇并存，制裁将加速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①寻求“东方”合作。俄罗斯与美国、欧洲油气供求双向减弱，加之美国实施禁运，欧洲加快制定新能源替代计划，迫使俄罗斯进一步“向东看”。②市场空间增加。欧美石油公司撤资为我国进入俄罗斯市场腾挪空间，俄罗斯上游业务对我国合作意愿加强。③管道建设需求。俄罗斯天然气通过管道输往欧洲销售遇阻，必然转向东亚地区与南亚地区的高价消费市场，加速中国与俄罗斯的管道建设，有利于我国天然气保供需求。④全产业链运营需求。制裁导致在俄罗斯的油气项目与油服需求渐涨，可探索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与油服公司联手开展竞标，弥补欧美油服公司撤出带来的需求空间，提升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全产业链运营能力。

　　3.4 “双碳”目标、碳税和碳关税征收导致“走上去”的难度加大

　　气候治理政策背景下，碳价格机制呈现出碳税税率增长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加拿大自2019年开征联邦层面碳税以来，一直保持逐年增长态势，二氧化碳当量碳税由2019年的19美元/吨增至2021年的31.83美元/吨，2022年进一步增至39.96美元/吨。挪威政府在2021年1月提出了《 2021—2030年气候计划》，关键内容为提升碳税，将二氧化碳当量碳税从2020年的70美元/吨增至235美元/吨[15]。欧盟在“碳边界调整机制”拉动下，碳关税是对进口高碳排放产品的惩罚机制，也是对进口低碳排放产品的激励机制，更是对本土低碳排放产业和企业的保护机制，碳关税可能引发税收的流失问题，这将促使更多国家加快国内碳价格机制建设。同时，碳税和碳关税征收加大了国际油气合作难度，需要注重低碳优质资产的获取。

　　4 相关启示与建议

　　全球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油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仍难以被快速替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能源企业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国石油公司要努力践行“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职责与使命，借鉴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的典型做法，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坚持国际化战略，分享全球油气资源，履行低碳化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责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1）强化油气资产集中度，努力培育和巩固保供核心产区。结合全球油气资源分布特点，国际石油公司持续提高油气资产集中度，强化核心资产与核心区域，加快非核心、高碳资产剥离，促进低碳化可持续发展。七大国际石油公司，即碧辟公司、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埃尼集团（Ente Nazionale ldrocarburi）、艾奎诺公司（Equinor ASA）、埃克森美孚公司、壳牌集团、道达尔能源公司，油气资产相对集中，油气业务发展继续呈现“归核化”特征，在排名前5位资源国中油气权益产量占比均接近或超过45%，均拥有2—6个核心产区，每个核心产区油气净产量均超过或接近1 000万吨[16]。建议我国石油公司加强核心产业与区域集中化发展，建设巩固5—8个保供核心产区。

　　（2）致力“一带一路”沿线新项目开发，多途径获取大型勘探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油气资源富集，可采资源总量为6 439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总量的66.1%[17]。大型勘探项目获取方式分为3类：①自主风险勘探。这类勘探通常进入费较低，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特点，成功率为10%—20%。②竞标基本探明项目。竞标进入油气储量基本探明项目，普遍存在签字费，特点是“水至清则无鱼”，成功率为40%—60%。③公司并购油气储量比较落实项目。这类项目具有“买家不如卖家精”和进入费用高的特点，成功率为30%—40%。宜采取竞标为主、兼顾并购，通过联合投标分担风险，快速获得规模产能；同时，长远布局、有序接替，大规模储备深水勘探区块。

　　（3）加大资产合资合作力度，形成“有进有出”油气资产优化组合。精准新项目评价是未来实现效益发展的前提。要高度重视8个评价要素：储量评价是基础，产能评价是关键，适用技术是手段，市场销售是根本，合同条款是依据，尽职调查是排雷，经济测算是门槛，投资决策是命门。同时充分考虑到项目所在国家、合作伙伴、项目阶段、存在瓶颈、对方出售背景、我方优势、可能风险等因素，综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计量经济学建模、运筹学优化等技术，以全产业链与整体经营效益最大化为遵循，开展增量资产优选、存量资产优化、价值组合优化、生产经营整体优化，加大油气资产的运作力度，动态优化境外油气资产组合，提升投资回报水平。

　　（4）突出天然气全产业链合作，实现低碳发展。国际石油公司已明确提出向综合性能源公司转型，但普遍仍将油气业务作为主营业务。天然气作为低碳能源颇受青睐，立足于天然气多情景需求，境外天然气业务需要实现上下游一体化向勘探、开发、生产、处理、管道/液化、运输、销售、商务全产业链的发展转变，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

　　（5）加强能源公司之间合作力度，实现合作双赢和能源转型发展。能源公司之间的合作主要分为3类。①内部合作。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之间采取协作方式，进一步加强能源企业宽领域、多层次、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跨国油气勘探开发中践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②国际合作。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和欧美石油公司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欧洲石油公司，实施利益捆绑机制，共同开拓国际项目和抵御境外油气合作的高风险。③新能源合作。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增大，紧迫感增强，加快探索传统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发展成为大多数石油公司的共识。通过传统化石能源与风、光、电等项目的融合发展，可降低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和碳税收风险。

　　（6）建立境外油气合作风险预警机制，设立国家级风险保障基金。通过多维度风险定量化表征、国别安全风险评级与甄别，建立起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安全预警机制，优选出境外油气合作投资优选国家清单，力争实现居安思危、危中求机、化危为机的动态化区域布局，应对境外油气合作不确定性，最大程度地规避油气投资风险。通过设立国家级境外油气合作风险基金，当海外油气合作遭遇不可抗力风险而造成巨大损失时，国家给予相关石油公司一定补偿，帮助石油公司渡过暂时性经营难关，形成境外油气合作风险保障机制。利用国家风险保障基金，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间油气合作，在发挥资源和市场互补优势的同时，开展全球油气资源评价、新项目评价和科技合作，联合获取新的油气和新能源项目。

　　5 结语

　　世界油气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衡。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美国从能源独立走向能源霸权的历史沿革和发展途径的系统梳理，总结我国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的作用。相比欧美石油公司百年跨国勘探开发史，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还刚刚起步。随着“双碳”目标演进、地缘政治冲突和中美博弈加剧，境外油气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在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道路上还存在诸多的风险与挑战。本文提出6点针对性的认识与建议，以期为国家制定能源安全战略和能源行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新时代伟大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必须加大“走上去”的步伐，在更多国家更广领域开展国际油气和新能源合作，获取更多的资源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